“雾霾天的时候真想马上逃离北京。”

　　——刚刚大学毕业的赵倩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可一说起雾霾，她对未来的生活就忧心忡忡。

　　去年底以来，部分地区持续的雾霾天气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。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强对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，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，但距离百姓的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。

　　主持人：雾霾的成因是复杂的，各地采取治理措施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，如何看待雾霾天的产生?

　　毕军(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)：从雾霾源的构成来看，工业污染、机动车尾气以及工地扬尘是污染的最主要来源。三者加起来基本上占到80%以上。

　　魏复盛(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)：散煤燃烧造成的污染比较严重，没有得到有效控制，其对雾霾的影响不可小觑。农村烧1吨散煤比火电厂清洁燃煤50吨排放的污染物都高。

　　包景岭(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)：关注一般性，也要关注特殊性。2015年底的雾霾还有个特殊情况，主要原因是超静稳天气持续时间长。我分析，这次更多的是受锋面逆温的影响，暖湿气流正好在京津冀地区与冷气流相撞，热空气上升造成了大的污染带，而且强度很大，没有大的天气过程很难破坏这个污染带，而以往这样的逆温更容易出现在海上。

　　主持人：各位对机动车限行等措施怎么看?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怎么理解?

　　毕军：机动车限行只是治理大气污染的一个治标办法，从机动车尾气治理的角度看，减少汽车尾气里的污染物含量更为关键。我们应该不断提升燃油品质，同样的一升汽油，品质不一样，污染物的排放完全不一样。品质好的汽油和差的汽油污染物排放能相差四到五倍。

　　当然，约束个人过度的消费行为，压缩高能耗的工业项目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，当我们的物质消费适可而止的时候，就会减少经济发展的压力。

　　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需要我们的消费模式、生活方式做出更加科学的改变。我们不能期待过着高能耗的生活而享受低污染的环境。

　　陈蒙蒙(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省环保厅厅长)：中央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，江苏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。人口密度大、开发强度大、经济体量大，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江苏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，生态环境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。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好与环境的关系。同时，江苏已被国家列为区域发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省份。我们将改变以往“等比例、一刀切”的做法，指导各地处理好利用环境容量、控制排污总量、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，增强区域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性。

　　主持人：雾霾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。对此怎么理解?

　　陈蒙蒙：雾霾治理不能脚痛医脚，头痛医头，我们要对产生污染源的这些领域全面系统地开展工作。今年江苏在能源、工业、交通、建设、城乡五大领域，将开展1437个大气治理项目，包括控制煤炭消费总量、清洁能源利用、将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纳入总量控制范围、落实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措施、确保火点同比不上升等。

　　国家已经有了长三角大气治理的合作机制，要充分发挥这个机制。去年我们保青奥，就充分应用了这个机制，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上海全部联动。

　　杨震(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邮电大学校长)：我认为，治理雾霾应该专业立法先行。雾霾困扰着许多城市，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上的一些不足，特别是没有将环境所涉及的大气、土壤、江河湖海中的水等，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，制定相互衔接而完善的环保法规。同时区域间立法缺乏一致性，这对于跨越区域的大气治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。

　　我们应将大气、土壤和水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体化治理，在立法、监管和治理上都要树立整体的概念。

　　主持人：治理雾霾，还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?

　　包景岭：农业生产对大气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。秸秆焚烧对大气产生直接影响，而秸秆还田腐烂也会产生甲烷等挥发性有机物，所以除了“五控”之外，“控农”也十分必要，需要引导农民正确处理秸秆。

　　对因控制排污可能引起的竞争不公平问题也需要重视。一些企业为了保护大气加上脱硫设备，但随着成本增加产品售价也会增加，如何通过政策来完善和保障公平竞争也是十分重要的。